冯友兰在《人生的境界》一书中提出了人生有四大境界：“自然境界”，混沌未开；“功利境界”，为己为利；“道德境界”为人为公；“天地境界”万物皆备于我，我与宇宙同一。在西南联大期间，金岳霖遇到冯友兰，常开玩笑问他：“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悠悠然答曰：“到了天地境界了。”遂相顾大笑而去。究竟是不是“天地境界”呢？现代思想史上有一重要命题，称为“冯友兰现象”，就是因冯友兰的复杂性，以及所引发的争论而起。
“人生的境界”不能简单按年龄、教育程度和职业区分，有的人即使到了老年仍然“幼稚”，仍然“不懂事”，即便至死也处于“自然境界”，俗话说的“一辈子没有活明白”就指这类人。有些人属于“功利境界”，为了名利可以豁出一生，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处于这个境界。处于这个境界并非有什么不好，关键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连强盗都知道“盗亦有道”。处于“道德境界”的人为人所景仰，因为这种人做人做事首先考虑的是“义”而不是功利，是他人而不是自己，是民族大义而非个人私利。能够到达“天地境界”的人凤毛菱角，这种人已经悟透天地、自然、人生的“道”，他们思考的是人类向何处去，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文明的起源是什么，如何克服人类普遍的自私本性，等等。如卢梭著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孟子的“养天地之浩然之气”，他们思考的问题早于超越功利、道德、国家、社会，他们的人生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不过，一个人不可能截然分明的处于什么境界，他/她的性情中完全可能掺杂各种境界，关键是在做人做事时什么境界占上风。比如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居正，为了挽救晚明的颓废局面，排除阻力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度使明朝出现中兴的局面，史学上称为“晚明中兴”。这时他的性情中“道德境界”占了上风。然而到了晚年，张居正也讲排场，安插亲信和家人进入权利中枢。这时他更多考虑是自己的地位如何巩固，他又回到了“功利境界”。这也是他死后毁誉参半的原因之一吧。
如何提高人生的境界？常言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提高人生境界的首要决定因素是我们与什么人相处。如果你整天与一群道德败坏、利欲熏心的人接触，你可能自然学会了种种伎俩，你永远处于功利境界，并且是那种很坏的“功利境界”。如果接触的是一群开明的政治家，他们为国为民操劳一生，长期耳濡目染，你必定会进入道德境界。如果你接触的是哲学家，你也会思考天地宇宙的问题，功名利绿早已不入“法眼”，早就“不屑于与人斗”，你可能就会长寿。北大那些著名的哲学教授就是经典的例子。100多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写过一首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孟母为何三次搬家？其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孟子与市井小人混在一起。这说明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和环境亦能养成我们的人生境界。政府和法律应该有意识培养公民的人生境界。如奥地利曾发生一件刑事案件。一个小偷抢劫了一个妇女的钱，但他发现那名妇女身染沉疴，生命垂危。他于心不忍，报了警，使那名妇女及时得到救治。一名抢劫犯的心性显然处在那种很坏的功利境界，然而他救人的行为又属于道德境界。后来法院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反复合议，决定判处这个抢劫犯无罪。显然法院的目的是为了营造提升全社会的道德境界的氛围。
提高人生境界的第二种方式是阅读，我们所读的书决定我们的人生处于什么境界。比如我们读了《厚黑学》《成功学》一类的书，我们可能思考的更多的是如何进入“功利境界”。如果读了《孟子》，我们下决心养“天地浩然之气”，这时我们希望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提高人生境界的第三种方式是反思。柏拉图说：没有反思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孔子说每日三省吾身。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其作为一个大主教对自己的思想行为是否符合基督教教义而做出的深刻而动情的反思，卢梭的《忏悔录》实质上是对自己一生功过得失的反思，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是对自己心灵深处的“小”的深刻反思。我们要时刻反思我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反思我们的行为是否符合行业要求。作为老师，要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要求。
我们人类之所以高于任何动物，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会反思。蚂蚁永远在搬家，蜜蜂永远在采蜜，狗总是狂吠，猪永远睡在肮脏的猪圈里，喂肥了宰了给人类提供肉食。为什么？因为人类有语言，通过语言记录了过往的历史，留下了丰厚的文献，后人通过阅读历史和文献吸取教训，不断进步，这就是一个反思的过程。这种反思不妨称为间接反思，即借助历史材料和别人的著作提取生存的智慧。直接反思和间接反思相结合，才能造就高境界的人生。
